本院特稿（吴合显）近日，由国际考古遗产管理科学委员会、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办，我校承办的2014年国际考古遗产管理科学委员会（ICAHM）年会在我校召开，这也是ICAHM首次在中国举办年会。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荷兰、印度、匈牙利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共100余名考古与文化遗产专家学者参加大会。我院罗康隆院长、杨庭硕教授受邀参加大会并做专题发言。

罗康隆院长以《保持与创新：以黄岗侗族聚落文化为例》为发言主题，探讨了民族聚落空间是如何体现为民族文化与它建立的民族生境的耦合关系。发言中，罗康隆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文化适应”研究的学者与观点，进而从人、文、地、产、景、史、神等七个方面对黄岗侗族聚落的文化遗产加于分析介绍。

    罗康隆指出，任何一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并非纯客观的自然空间，而是经由该民族加工改造的结果。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不同的民族（人群）所面对的自然环境不同、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差异，在这样过程中不同民族创造出了各自有别丰富多彩的文化事实体系。民族聚落空间是文化事实之一，这既是社会的需要，又是文化的产物，体现为民族文化与它建立的民族生境耦合关系。

罗康隆最后强调，其实没有什么“原生态文化”可言，保持与创新同存，文化事实体系的保持是常态，创新则是对环境变迁的文化适应。文化遗产是文化事实保持的样态，也是创新的基础与源泉。

     杨庭硕教授以《稻作文化起源的考古佐证》为发言主题，对日本学者关于稻作文明起源说法给予分析并提出个人的观点。杨庭硕认为，日本学者对稻作文化的起源提出了多种假说，经过归纳发现类似假设包括以下三大要点：其一是，认为距今一万八千年到一万二千年之间，地球处于冰川时代后的回暖期，分布到长江中下游的多年生野生稻，受到环境突变影响的刺激，自然发育为当年结实的栽培稻。古代人类在采集这种稻穗的背景下，孕育出了规模性种植水稻的技术及相关的文化。其二是，认为在中国西南乃至南亚次大陆的山区，常绿阔叶林中生息着古代人类，早年是在林下种植芋属类植物为生，其后是将野生稻作为配种作物加以种植，由于水稻的种植价值更高，因而很自然的发育为真正意义上的稻作文化。其三是认为长江中游的丘陵山区，或者是长江下游的丘陵山区，由于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并存。野生稻在生态系统交错变迁的过程中，受到了刺激而发育成可供规模性栽培的一年生栽培稻，并成为当地古代人类的新型种植业，取代了狩猎采集生计，发育成真正意义上的稻作文化。

     杨庭硕指出，稻作文化的起源显然并存着多种可能。其中较为接近史实的可能有两种：其一是以龙岗文化为参照；另一种是其二以河姆渡文化为参照。上述两种假说的是与非，其他任何学科皆不能作出可靠地裁断，只有考古学能完成这一重大使命。对此，杨庭硕对参会专家寄予厚望，对稻作文化起源研究的深化充满信心。同时也呼吁考古学同仁，给稻作文明起源研究以更大的支持与帮助。

     会后采访，两位学者均表示，吉首大学身为武陵山区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在提高文物和遗址的保护意识上有着当仁不让的责任和使命，在与地方政府进行更多的沟通后，做出更大的贡献。吉首大学有很好的民族学研究基础，在生态人类学更是处于领先地位，考古学却处于相对落后。这种现状在未来的学科建设方面可能会受到很大的挑战，如果能在挑战到来之前未雨绸缪，对吉首大学的发展而言将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罗康隆院长发言

                         杨庭硕教授发言